在早期的长城地图，给人以游牧民族遭受歧视的印象。比如宋代的《华夷图》，游牧民族被冠之以“蛮夷”（野蛮人）的标签；再比如明代的《九边图》，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描绘为住在“巢穴”里的野兽。而这幅地图的语言和图像就客观得多，其所描述北方民族的信息也更多，定格了一时的和平。长城内的城堡里，仍然驻扎着一定数量的守备部队，由各级官员统领，这无疑是为了行动的需要，已经做好了立即出兵的准备。
*文章节选自《长城的故事：影响历史的50件文物》（ [英]威廉·林赛 著 三联书店 2023-1）
说明：《波吉亚长城古卷》（文中简称《古卷》），绢本设色，775厘米×38厘米，绘出了西从甘肃嘉峪关东至山西大同的长城
意义：唯一知晓的卷轴式长城地图
来源：清康熙年间（约1695年）绘制，1700年前后由耶稣会传教士获得并带到罗马，最终卡迪诺·斯蒂凡诺·波吉亚（Cardinal Stefano Borgia）收藏在意大利维莱特里（Villetri）自己的家庭博物馆里
现状：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东亚展厅
作为一幅长卷轴式地图，最方便的欣赏方法是从一头开始，一边往前展开卷轴，一边卷起已看过的部分；一部分一部分地看，就难免来回翻看。但是要想欣赏到这幅绢本设色长城全景地图的卓荦之处，最好还是把它从头到尾全部展开，细细观察。于是我拼接了这幅长1.62米的缩印版地图。虽说《古卷》上没有标题、印章、日期、图说和绘画者的真名实姓，但这幅地图的身份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：这个连续不断的线性军事防御工事，位于全图的中心部位，周围是山川与河流等鲜明的地标。地图中的各种元素似曾相识，但正方向十分诡异。一个很小的汉字“北”，标注在图的下方边缘，说明该图的方位不是通常地图上的标注法：上北下南，而是相反—上南下北。河西走廊位于地图的右边（西边），黄河大拐弯位于中间区域，山西位于地图的左边（东边），很明显，地图的“脊柱”是明长城。这幅《古卷》以全景、长卷式的展示方式及其绘画细节，让人身临其境。它窄长的尺寸更突出地强调了它所关注的焦点。与大多数地图一样，这幅《古卷》的绘制者也采用了俯瞰的视角，令观者面对这幅地图，会有一种沿着长城穿越飞行于华北干旱的黄土地的体验。无论何时俯视，你都能看到长城。这是一幅独特的条状长城地图。它是一个杂糅了科学与艺术的具有示意性质的特殊地理产品。为了展示的需要，绘制者打破了一些绘制地图的老规矩，简化了“飞行线路”。长城被压缩、抻长、拽直。地图的比例，特别是图中所绘的黄河以东一带，非常不准确。与以往传统的地图一样，这幅地图留出了足够的空间，用以标记和说明绘制者所要表达的一切。在长城的内侧，你能看到一长串的矩形城堡和敌楼等军事设施；在长城的外侧，你能看到游牧民的生活状态，如营地中的帐篷、放牧中的马匹和骆驼等牲畜、正在风干的牛羊肉、水井的“黑窟窿”；在一个地方，你会看到男人们坐在地毯上，而在另一个地方，则看到女人舞蹈的场景，这一切都用鲜亮的色彩和精细的笔触表现出来。这些场景与我们原先所见的边疆作品中以中原为中心，“贵中华、贱夷狄”的刻板印象，相去甚远。《古卷》还使用了双面透视的手法，展现了长城两侧的人们和谐相处、相互尊重，而非文化冲突的景象。这似乎传达了一个信息：局势发生了变化。在早期的长城地图，给人以游牧民族遭受歧视的印象。比如宋代的《华夷图》，游牧民族被冠之以“蛮夷”（野蛮人）的标签；再比如明代的《九边图》，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描绘为住在“巢穴”里的野兽。而这幅地图的语言和图像就客观得多，其所描述北方民族的信息也更多，定格了一时的和平。长城内的城堡里，仍然驻扎着一定数量的守备部队，由各级官员统领，这无疑是为了行动的需要，已经做好了立即出兵的准备。
在《古卷》中牧区的一侧，可以看到几种新式的营地，有并排而立的毡帐，还有的在帐篷外筑围墙。这些牧民不仅在边境贸易中获得生活必需品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，变成了半游牧、半定居的形态。这使我想起了近来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见到的情景：游牧民聚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周边，建起数以万计的白色蒙古包，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帐篷营地。这种现象是好是坏，我们先不去论断。再回到长城地图的话题，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为长城这本历史大书续写了新的篇章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“双边关系”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《古卷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那就是在这幅绢质地图上布满了“标签”。这些由地图使用者贴上的纸片不是固定的说明，而更像是“便签”，上面的信息是可以随时更改的，比如驻军数量的变化，或者最新的游牧宿营地的变化情况等等。其上的一张标签告诉我们，在肃州（今甘肃酒泉）驻军3000人，由一名总镇、几个游击将军、守备使和其他各级军官统辖。根据河西走廊地区的标签统计，这里是整幅地图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地区，驻兵加在一起高达25000人。但在游牧民一侧的一个“标签”上写着这样的内容：在哱啰口外驻扎有添巴各部落，由噶尔丹汗控制。噶尔丹名字的出现，让我们确定了《古卷》的年代。噶尔丹出生于1644年，在1670年成为准噶尔（西蒙古）的大汗。他控制着包括今新疆一带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，直至1697年。这大概是一张绘制于17世纪晚期噶尔丹汗在位时期的军用地图。它展示了长城与其内侧各城堡的关系。它似乎是在噶尔丹汗统治时期绘制的，那是在17世纪末，即明朝灭亡半个世纪之后。康熙皇帝在这个时期已经放弃了维护明朝遗留下来的长城。这幅地图绘制的大致时间是1670—1697年间，但是绘制该图的用意何在？谁在使用这幅地图？1691年，有一份给清朝工部申请资金修缮古北口长城的奏折，康熙皇帝未予批准，他认为这座建筑没有什么用处。康熙曾经在经过古北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路上，阐述了他“以蒙古为藩屏”的边境政策，他说：“我朝施恩于喀尔喀，使之防备朔方，较长城更为坚固。”地图上多处提及噶尔丹大汗。我们得承认，这幅地图并不是为了表现长城本身而绘制的，它的主要用途在于监视噶尔丹汗及其各部落的活动。长城只是准噶尔部活动范围内的一个地标而已。长城敌台早已人去楼空，曾经坚固一时的壁垒不断崩解，尽管还能见到实体，但已经变成了“鬼墙”。但它至少还可以当作西行的“高速公路”使用。至于为什么这幅地图上只显示明长城的四分之三的问题，我是这样认为的：中国的新统治者对辽东一带的森林、高山、深谷和平原了如指掌，但山西以西的黄土高原是他们的陌生之地。这幅地图越往西越准确，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清朝满人所不熟悉的地域，用于指导西部的军事防御计划与后勤补给工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全图没有出现清朝的官方文字—满文。一种解释是，于1673—1681年间，清朝当时正在集中精力平定南方的“三藩之乱”，而西北边防的重任仍然主要落在当地的绿营汉军身上。我们猜测，这张地图的使用者主要还是兵部和绿营的汉族官员。噶尔丹治下，跨越内亚草原、高山和大漠，占据长城以西到今天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广大地区的所谓“准噶尔汗国”，是草原帝国的绝唱。噶尔丹野心勃勃，妄图向东扩展，将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他的附庸，这对归附清廷的蒙古各部造成了威胁。1696年，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，并在乌兰巴托以东的宗莫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成为康熙皇帝最重要的功绩。次年，噶尔丹兵败自杀。这次胜利终结了准格尔部的扩张，并将包括今天蒙古国和哈密以东的准噶尔旧地纳入清朝的版图。曾经作为边疆防线的明长城（如今矗立在疆域更为广大的清王朝的内陆）变得多余。与此同时，这幅无名的《古卷》也无法展现清朝通过文化融合的手段所进行的娴熟的政治博弈。机缘巧合之下，《古卷》拥有了一个洋名—《波吉亚长城古卷》。从视觉效果上看，这幅地图是我的文物地图系列里最有魅力的一幅。不论尺寸还是信息量都属于上品。然而，这幅具有很大误导性，并且极为罕见的地图，研究它的人却凤毛麟角。我能找到的只有荷兰地图学家梅耶斯在1956年撰写的唯一一篇研究文章。《波吉亚长城古卷》的名称来源很简单，只是因为它由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获得并带回罗马，之后被卡迪诺·斯蒂凡诺·波吉亚（Cardinal Stefano Borgia，1731—1804）收藏。卡迪诺收藏古董的兴趣，来自对罗马皇帝屋大维（Octavian，公元前63—公元14）的敬仰。这位皇帝“用最珍贵的东西装饰他的贡献，因为它们既古老又珍贵”；卡迪诺的收藏热情，让他把老家山区小城维莱特里的祖宅“波吉亚宫”变成了“欧洲珍宝馆”。据说他的收藏言简意赅地见证了一种普世的、百科全书式的文化，并且热情地敞开大门，欢迎全世界不同信仰和国籍的学者前来研究。“波吉亚宫”的收藏，在当时的欧洲无人能比。德国诗人歌德就是波吉亚收藏馆的常客，在他的日记汇编《意大利游记》中，就曾经提到过这批藏品。《古卷》也展开了著名的意大利之旅。1804年，卡迪诺·斯蒂凡诺·波吉亚去世之后，他的大部分藏品作为遗赠，由梵蒂冈接收。波吉亚是一位有名望的收藏家，同时他还是圣宣会（西班牙语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，教廷的一个办公室，负责收集传教士带回罗马的文物和艺术品）的秘书。这幅地图可能在1697年噶尔丹去世之后被解密，最终落入了与清朝皇室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手中。随着大清国西部威胁的消除，这幅地图的使命也就终结了。1708年，康熙皇帝就开始指派一些传教士测绘长城和整个清版图的地图。这应该是在他们获得《古卷》之后的事。综上所述，《古卷》最有可能进入意大利的年代是它诞生十年之后的1705年前后。
康熙朝《皇舆全览图》
1962年，《古卷》最终在地球另一边的梵蒂冈落户，与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和雷奥纳多·达·芬奇等名声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的作品在同一屋檐下展出。大师和他们的作品与这幅《古卷》及其作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后者所表现的是，一座由无数无名艺术家创作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“建筑艺术作品”。2019年5月28日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梵蒂冈博物馆合作举办的“传心之美：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”在故宫神武门展厅开幕。本次展览首次将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带回中国展出，策展团队从梵蒂冈博物馆的藏品中精选出78件展品，这幅地图就包括其中。在阔别家乡三百年后，《古卷》回到了故土。展柜中长卷的右端悬挂着朴素的展览说明：“《长城图》，清康熙，绢本设色。”
ISBN：9787108073648 定价：129.00元本书独具匠心地选取与长城有关的50件文物，将长城过往的故事娓娓道来，树立起这一人类奇迹的威严。这些文物有《寰宇全图》地球册中的中国地图页、老戏曲年画《孟姜女万里寻夫全部》、匈奴人面青铜革带装饰物、绘画《蒙古弓箭手》、陶器碎片等等，都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物。作者对这些文物的选定，以及在讲述长城的历史故事的同时还原了文物的生产环境、运输过程、放置与使用的方法、丢失的原因、收藏的缘由及它与长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传说。作者别样的视角给读者带来新知的惊喜，比如你会意外地发现，终于了解了“狼烟”的起源；你会看到15世纪的战场画面，卡夫卡的经典小说《中国长城建造时》的情节如同发生在真实的世界中。
「3fu置这个 a:/₤CEXmc9uWeYG¢回淘Ьáò」